当你参与一个，影响深远、工程浩大、旷日持久但你确信自己并不能参与其中的大会的筹备工作时，会觉得对一切事务都抱有奇妙的热情和怠惰。这大概也是我进行世哲会志愿工作的主要心情。

在秘书处当志愿者这件事完全是机缘巧合。其实最开始看到志愿者招募上对英语水平、专业能力的要求时，我就打了退堂鼓。但十月底某个在我的日历和便签上都毫无记录的平凡午后，大概是刘哲老师提起的筹备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太过有趣（譬如有人吐槽大会主页的糟糕设计使人不得不频繁翻页），又或是抽抽讲宣传排版的活儿让我觉得能够胜任（当时我还不知道收集整理资料会是怎样的巨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着进了老化学楼的那间办公室，加入了宣传工作组。

第一个锅是收集整理分到的两百多位学者的资料。刚接活的时候兴致高昂地处理了两天，从Wikipedia、学校主页、论文网站（比如philpapers.org）、Google Scholar上翻翻找找。寻找即将在分论坛发表演讲的部分学者还算容易，更何况我负责查询的五个分论坛之中包括中国哲学论坛，收集这些中国学者的论文资料确实让我大开眼界。但收集鲁汶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相关院系的学者们的资料就完全是重复乏味的工作了：一个个点开教授们的头像，记录他们的邮件地址、专业领域和著作目录；遇到资料日期近又齐全的还好，有些CV中最近的一篇著述发表于二十年前，有些更是除了邮箱什么都没留下。于是我昏天黑地干了两天，崩溃了。想要编个爬虫把信息拷下来，但只能和糟糕的代码面面相觑。最后想着拖到寒假，而结果就是面临提前的截止日期不得不在专业课考试前的那个晚上疯狂赶工。这次的任务就像是后面许多次任务的象征，从千头万绪之中抽取寥寥有效信息，整理、记录、做出回应，枯燥无聊，却又暗流汹涌。

第二个锅跳到了四个月后，也就是校庆期间。大概是和信息中心沟通不当，我们在咖啡间枯坐一上午，等待邀请函被最终打印出来。中午师兄们在老化学楼和系楼之间奔波，把大会邀请函一一印上北大公章。我和咏欣则负责在公章旁印上系主任（当时似乎已经升职成了副校长）的名字，一张张卡纸刷拉拉地翻过去，咄咄对齐，塞进文件夹，贴上号码条，再一摞摞垒起来，像战败者的尸骸。老师们在隔壁房间忙忙碌碌，六千多个参会者被记录为一串串数字。“6000到7000打出来了”，我听见她们这样说，一分神，手上的印章歪了一瞬，“博”字浸在纸上笔画模糊。盖完章后核对参会者信息，把将出生日期填成注册日期的大佬们揪出来，也对着明显是高中生的参会者慨然长叹。似乎从那一天开始，大会筹备的紧张氛围才终于揭开面纱：纷繁复杂的工作搭配高度短缺的人手，人与人之间不断交流、不断误会、不断想法儿解决。

我的第三个锅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误会的产物。大会的七百余大陆学生参会者，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而最初对他们的资料的收集并不完全。于是当六月底突然提出要查验这些学生的身份信息时，不得不采取人工识别的方式确认他们所上传的学生证图片中暗示的学校和学号信息——当然，我和抽抽就是那两个人工AI。除了眼睛痛之外，最大的难度在于半数参会者上传的学生证都只有第一页（其实也不乏只上传了学生证背面的奇人），也就是说，只包括了学生的个人信息。至于学校名称？抱歉，只能从若隐若现的校徽、只言片语的校训和纵向比对（包括学号格式和学生证布局）中进行推断。因此当时抽抽从钢印上的三点水就能百度出那是湖北大学校徽确然是一大壮举。

更有趣的锅还在后面，七月我协助回复财务方面的邮件，遇见天南地北的参会者。大多数人的来信用英文书写，少数用法语和俄语的，只能委托google翻译成英语，再予以回答。最可爱的一封邮件来自一位俄国与会者，他将信件由俄语机翻为中文，而我完全无法看懂，只能由中—俄—英这样的路径翻译回去阅读。俄国人实在是来信中的清流，他们只占了我所处理的邮件的一小部分，但都令人印象深刻。譬如我第一天回复邮件就遇上的那位发了一连串感叹号责问我的学者，让人担忧他会越过屏幕揍我一顿，但解释清楚之后他又变得和蔼爽快。由于处理的邮件大多关于汇款查询和修改，涉及到对方是否能够顺利下载邀请函并申请签证，我尽己所能避免拖延；但跨国支付的延时摆在那里，日入十来封邮件的工作量（仅我负责的板块而言）摆在那里，每次回复“Thanks for your patience”的时候都感到心虚与沮丧。幸而嘉宾们大多非常宽容，那些威胁性的、叫嚣性的邮件都来自逾期申请退款或者投稿未被采纳的少数民间爱好者。

邮件轰炸持续到八月初就停止了，线上的安静并不能掩盖线下的热闹。我对接的嘉宾是一对墨西哥姐妹，然而从最初的邮件到最后的告别都状况连连。她们拒绝了接机服务，又由于我疏忽提醒而跑错了酒店，兜兜转转回到博雅已然中午，两人拄着手杖拎着包，面容疲惫。接她们从车上下来时，她们温柔地喊着我的名字，而我只能操着蹩脚的英语勉强回应，满是愧疚。进屋后帮忙调整室温无果，出门讨教到正确方法后，她们准备休息了，就没好意思敲开房门。军训前我把送她们的香囊留在了酒店前台，她们最后拿到了吗？不得而知。我衷心希望她们能感受到我小心翼翼的歉意和祝福，又觉得也许别人并不在乎。

毛毛躁躁的自己和温柔通透的她们中间有显而易见的隔膜，无论在酒店接待还是会场报告时都有这样的感受。这种隔阂并不在于语言和年龄，而更是一种看待生活的态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她们为什么总是那样温和呢？她们在分享和讨论些什么？遗憾又艳羡。

世哲会留给远不成熟的我的，只有这样模模糊糊的感受和缠缠绕绕的细节。我参与并看见了其中的冰山一角，表达着自己幼稚的维护欲和莫名其妙的优越感。那些人没什么需要我去辩护的，他们手持真正的武器，无视兔毛深处的恶毒揣测，而我只是站在毛根，踮起脚尖去瞧。